模具之家讯：1913年，当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底特律海兰帕克(Highland Park)开设了福特T型车(Model T Ford)的第一条装配线时，他引领了一场革命的到来。但是内燃机新时代的基石却早已建立。
在20世纪头几年内，进行可靠性和耐久性测试，在内燃机汽车之间展开比赛，还和电动或蒸汽汽车进行竞赛的，是汽车车主俱乐部，而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汽车制造商。获胜的是汽油发动机——它们就是一个劲地向前跑。
因此，到了1912年最后一场可靠性测试举行的时候，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一辆内燃机汽车可以带你往返各地，购买一辆这样的汽车并不是对前景不确定又靠不住的技术的冒险投资。
《市场造反派》(Market Rebels)用这个让内燃机汽车得到普遍承认的草根运动为起点，对一系列简短案例进行了研究。研究着眼于“行动派如何决定革命性创新的成败”。这本书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组织行为学教授哈亚格里瓦?拉奥(Hayagreeva Rao)。
营销界追捧着这样一种观点：一小群发烧友能够推动社会创新或对新产品的接受，正如口碑营销商和宝洁 (Procter & Gamble)营销子公司Tremor所证明的那样。
但拉奥试图从涉及面极为广泛的案例研究中提取一条普适性理论。从美国小型啤酒厂和“精酿啤酒”(real beer)运动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行动派对德国生物工程的反对——迫使巴斯夫(BASF)、赫斯特(Hoechst)和拜耳公司(Bayer)撤消了在基因工程等领域的战略投资计划。
拉奥认为，成功的激进主义运动需要一个“热点”问题——在内燃机汽车这个案列中，热点问题就是马匹的表现令人普遍不满——和实现变革的“冷静动员”体系，比如举办可靠性和耐久性测试的内燃机汽车发烧友俱乐部。
这样来看，叛逆的啤酒饮用者对啤酒的工业化生产这个“热点”问题感到不满，他们利用小型手工酿酒厂加自酿啤酒酒吧这种“冷静的”组织结构来传递讯息。而美国股东维权人士利用起草股东决议的“冷静”机制来促使企业改变有关股东权利和企业责任的想法。
拉奥有关成功造反的总原则对于普通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说，可能并不意外，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其它领域。“热点问题”经常被用于煽动异议——你只需想想1773年的波士顿茶叶事件(Boston Tea Party)，或是1930年甘地(Gandhi)领导的食盐长征(salt march)。“冷静的”地方组织和动员无疑是将不满转变成有效行动的老方式。
拉奥发现，在法国新潮烹饪运动的兴起，和Segway代步车寻求广泛认可的失败努力中，都存在他的热/冷原则。
书中对“行动派”的定义有时会变得模糊。而且拉奥试图论证的普适理论并没有为经济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留出空间。
在他对美国上世纪20、30年代反对A&P等连锁店扩张的讨论中，激进主义分子指的是小店主联盟和欲维持现状的众议院议员，后者利用自己在地方的政治影响力通过了反对连锁商店的税收条例。但他们最终被一个更为强大的全国联盟战胜了，这个支持连锁商店的联盟代表的是有组织劳工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行动派组织。
尽管如此，这还算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拉奥在引言中指出，引领上世纪70年代个人计算机发展的不是墨守全能型中央主机想法的IBM和主要电脑公司，而是行动派和电脑发烧友，他们反过来也为硅谷(Silicon Valley)的车库创新铺平了道路。
如果能够听到更多这样的“反抗故事”就更好了：人们自发地选择以创新——或甚至非创新——的方式发展现有想法，而这些方式都是出乎想法原有者的意料、或是遭到他们反对的。例如，康涅狄格州的Frisbie Baking Company大概不会对学生们把他们用来装馅饼的金属盘互相扔来扔去的行为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明显的市场反叛行为（飞盘运动就此诞生，而飞盘就被叫做Frisbie——译者注）。但这家公司还是傻乎乎地继续做它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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